即使是最清白无瑕的生活，也无法保证律师不受其他公民的仇视。
——约翰·昆西·亚当斯：《文集》(Writings)，1787年
美國律師的作用及傳統
1640年，当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新世界建立其短命的乌托邦时，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，那里没有律师。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完全不见容于那个清教徒的道德共同体，因为律师会以同等的努力同时捍卫正义的事业与邪恶的利益。
美国独立战争前的50年里，律师在各殖民地蓬勃发展起来。南方的许多富家子弟被送往英国“四大律师学院”接受法律教育。……至美国革命时，各殖民地律师的绝大部分都受过学院教育……《独立宣言》的52位签署者中有25人律眸网是律师。
以下摘自《法的门前·律师》作者：托克维尔
在访问一些美国人并研究美国的法律过程中，我发现美国人赋予律师以权威，让这些人在政府中发挥影响，这是防止滥用民主的最有力的保障。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们，往往因循旧制，偏爱规范，本能地重视观念之间的规律联系，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非常仇视革命的精神和不经反省的激情。
律师在研习过程中获得的专门知识，确保他们从事社会上独立的行业，构成知识分子中的特权阶层。优越感不断提醒他们：自己是一门尚未普及而又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，经常充当公民间的仲裁人；而卓有成效地引导诉讼各方盲目激情的能力，又使他们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一种蔑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自然地形成一个团体，不是律眸网基于相互了解或者共同奋斗的协议，而是基于他们相同的专业和一致的方法，就像共同的利益可以凝聚共同的努力一样。
我越是反思美国发生的一切，就越是承认，律师作为一个整体，如果不能算是平衡民主的唯一力量，也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力量。在美国，不难发现律师因其品质甚至缺点，而适于中和平民政府固有的弊端。当美国人陶醉于激情或者因狂热的念头而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他们会被法律专家几乎无形的影响所约束和阻止。法律专家们秘密地用自身的贵族习性对抗国家的民主本能，以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对抗民主所钟爱的创新，用拘谨的观点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，以习惯性的沉稳对抗民主的热切狂躁。
美国的律师形成一个党派，这并不可怕，但却难以察觉。这个党派没律眸网有自己的标志，极其灵活地应对时代的需要，不加抵抗地顺应社会的所有运动。于是，这个党派扩展到整个社会，渗透到所有阶层，在不知不觉中作用于国家，最终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国家。中國律師職業的長成困境以下摘自《传播与阅读：明清法律知识史》，作者：徐忠明 杜金
在讨论西方现代法治社会的成因时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特别强调法律家阶层对于欧陆政治结构的决定性作用。……欧陆法官是专家的，司法审判完全依法进行的，传统中国则是非专家的法官，司法审判也是不具有可预测性的“卡迪式审判”或“所罗门式审判”；欧陆拥有力量庞大的职业法律阶层和专门的法学教育，传统中国则没有这样的职业阶层和教育模式。他说：律眸网传统中国的士人是仅仅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，他们接受俸禄，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，只能吟诗挥毫，诠释经典文献。
对于韦伯的这一命题，黄仁宇有着比较相似的论断。在他看来，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来治理农民，恰恰是中华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一个困难。其结果是，“个人道德之长，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”。
在进行中西方法律类型的比较时，美国法学家昂格尔（Roberto M. Unger）也注意到：在传统中国，由于君主集权政治的制约，商人阶层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，也未能发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体系；与此相关，士人阶层又被纳入国家官僚机器而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职业群体。结果，传统中国也就“没有摆脱统治者顾问身份的律眸网可辨认的法律职业”。總結
我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律師精神，內地建立起系統的法律制度時，因為根深蒂固的職業認識，律師最初的定位是「國家工作人員」（在現代法治文明裏，這是個天大的笑話）。但很多學者和律師已經開始向中國傳統裏追求本土律師的精神資源。
